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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前面提到租金高地即名企聚集地的北京，租金与居住便利度的相关系数也达到0.61——一定程度上表明，帝都这些聚拢商务资源的地方，其他城市资源并不差。深圳跟大家不一样，乃真·奋斗之城。作为一座比较新的城市，TA各项资源的匹配度还不够好，不管是钢铁森林的CBD，偏居一隅的科技园区，还是绿化满满的高级住宅区，都不太具有商业和生活气息，在DT君的居住便利度评价中很难获得高分。

与试错成本高并存的是排错难度大。互联网编个软件，调试起来几乎可以在程序任意地方设断点，查看变量当时的状态或者打出log。硬件电路板上，几乎任何一根信号线可以拉到示波器上看波形。而一颗手指甲盖大小的芯片，里面有上亿个晶体管，而最终能在电路板上测量到的信号线却只有十几根到几百根。如何根据这少得可怜的信息，推理出哪个晶体管设计错误，难度不言而喻。

个人信息保护法亟待出台近年来，国家信息系统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，在很多方面已实现了全国联网与互联互通，个人重要信息归集成为可能。根据央行此前公布的数据，截至2019年1月底，央行的征信系统已经接入了3500多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信用数据、9.9亿自然人的信用信息，还有2600多万户的企业和其他法人组织的信用信息。

科研项目。国家近十几年来，一直通过863/973/核高基等国家级科研计划对关键器件进行支持，投入巨大。后期也要求工业界和整机厂加入，以解决应用脱节的问题。但这些年下来，真正能量产并转化为实际产品的成果寥寥。究其原因，一个是目标脱节。IC界有个说法，实验室测试通过只是迈出了一小步，到量产还有巨大的工作量。科研项目只需要在评审的时候能够提供几颗样片，演示出所需性能即可拿到尾款。而工业级应用需要在各种温度和环境变化条件下保持性能稳定，以及解决批量生产的良率问题。如何保证量产是需要从设计一开始就考虑的，有些科研单位选择的架构本身就决定了成果只能交差，而不能量产。二是指标脱节。科研项目的立项单位不考虑国内实际水平，盲目追赶世界领先水平。不管上一周期的项目是否完成，今年的指标一定要更近一步。申请单位恶意竞争，不考虑自身实力，申请时竞报指标，谁提的指标高谁拿到项目，才不管2年以后如何交差。这样的制度下，本来按照已有技术积累，做100MHz还能量产，指标竞价完成后目标变成500MHz，最后谁都搞不定。

1934年，13岁的何鸿燊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变故，父亲因为炒股票破产，与其哥哥逃往越南。在20世纪40年代末，香港的几大买办世家风光不再，何世光的财产开始大量缩水。何家家道衰落，何鸿燊一夜之间由锦衣玉食的富家少爷，变成了人见人欺的穷小子。▲年轻时的何鸿燊（图片来源：人民网）

科创板对上市条件更具包容性，更看重硬科技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市场前景，更鼓励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获得股权融资，因此放宽盈利要求，结合一级市场估值、收入、现金流和技术优势等维度综合进行评估。投资门槛方面，利好公募机构等机构投资者。首先科创板个人投资者门槛在日均账户余额50万以上，两年以上投资经验，其他个人投资者需要通过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科创板；其次，投资向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比例不得超过70%，公募基金在网下发行比例不得低于50%，因此机构投资者在科创板打新中占据较大优势。再者，取消23PE的发行价格限制，消除一二级市场无风险套利空间，而部分企业盈利预期未明朗，加上从严执行退市规定，因此需要对企业核心竞争力作考察和判断，从而对定价能力的要求大幅提高，机构投资者在产业前景判断和估值定价方面更具优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