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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此之外，也有阿里的朋友跟我讲了他们对于技术的思考，给我很多启发，我把记得的摘录在这里：“技术到底是什么？狭义的技术，比如语言、框架、中间件，比如你说要搞个数据库，搞个消息队列，搞个秒杀系统，这个阿里和腾讯都有，做出来了，也确实是“有技术”。不过在此之外，我们还有人专门在思考其它的问题，比如技术团队的构成是不是合理？“赛马机制”对业务合适，对技术是否合适？不同的团队各有千秋，怎样统一衡量效率和产出？怎样打破部门和团队的壁垒形成技术合力？

我猜，腾讯大概没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，至少没有看到有什么明显的成果。”如果你问我“阿里有没有文化”或者“阿里的文化好不好”，我只能说，基于上面我得到的信息，没办法下简单结论。不过，我也有一些观点可供参考。首先，虽然许多人也许不喜欢，但我必须承认，企业文化在中国真的很重要。就我的观察，我们所受的教育里，真的比较缺乏培养完整的世界观和健康的爱好，所以不少人除了（不得已）工作，都不知道也没想过自己究竟要干点什么，甚至连正经的兴趣爱好都没有，只有无聊。如果是这样，塑造使命感，让人在持续的努力工作中找到意义和价值，也不是什么坏事，甚至是件好事，起码能避免走上歧途。

“清醒”还在于对发展过程的认知。“如今兴业的发展依然处在不大、不小、不强、不弱的‘四不’状态，又到了一个不进则退的历史节点。未来的空间还很巨大，远不是可松口气、歇歇脚的时候。”采访中，高建平对于市场环境、银行业转型的看法可以说相当富有智慧。回头来看，颇具预见性，记者重点梳理，以飨读者：

“由于3月份缴存比例为40%，4月份缴存比例还将在3月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10%，这意味着4月非金融机构存款规模还将大幅上升。”华创证券方面分析指出。此外，除了备付金之外，业内讨论已久的条码支付新规也已实施近一个月。对此，樊爽文则表示，“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，从执行效果来看，实际上并不是很到位。相对而言，商业银行和大部分的支付机构做得还比较认真，执行得比较到位，但是有个别支付机构在这方面还是明显执行不到位，在故意逃避，基本上还是玩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套。要么是故意逃避，干脆什么东西也不做，要么是做了一些变通的处理来应对这件事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，每个年轻人可能都想投身到改革开放和经济转轨的大潮里，实现自己的光荣与梦想，高建平也是如此。出身于法律专业，高建平毕业后就职于省人大常委会。但在福建兴业银行筹建消息传出时，他选择丢掉令人羡慕的“铁饭碗”，到了这家新兴的银行，成为1988年开业时68位“兴业人”之一。

如果构成劳动关系，劳动者可以依据劳动法维护自身权益。那么，如果不构成劳动关系，主播还能够有效保障自己的权益吗？对此，郑宁说，在一些情况下，虽然主播与直播平台不构成劳动关系，但是主播与直播平台存在合同关系，主播可以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主播与直播平台存在合同关系，合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诚信原则，双方可以协商确定合同内容，一方认为存在欺诈、胁迫、显失公平、重大误解时可以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撤销或者变更合同。合同当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，一方违反合同约定时，另一方可以请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以及其他承担责任的方式。